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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寻梦之旅】第九集:我参与研制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

文章来源:新闻中心 发布时间:2021-06-30


寻常巷陌,不凡人生。

在上海浦东新区德州路380弄1号,有一座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小楼,很多衣着普通的老年人出出进进,乍一看很像是老年人活动中心。但老人们胸前佩戴的党徽、小楼门口挂着的铜牌,还有里面的陈列和展品,都在告诉外人它的不凡之处——这里是上海“两弹一星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这个基地里,最大的“风景”是人。因为这里的讲解员,不是青春少年,而是垂垂老者;不是寻常百姓,而是功勋人员。

这个普通的居民区里,居住着80多位曾参加过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工作的功臣,人称“两弹一星村”。100平方米的展室四周挂着大幅照片,生动记录了从1959年到1992年间,80多位“两弹”功臣把宝贵青春献给祖国国防事业的激情岁月。而这里的讲解员,也都是当年的功臣,许震贵老人就是其中一位。

“你看这个口罩,就是当时我们的防护用品,因为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,所谓的防护其实就是从里到外穿纯棉的衬衣跟工作服……你再看,这是我们穿的长靴,因为生产基地铺的都是无沥青地面,需要经常往上面浇水,所以我们工作时都要穿着靴子……这是我们的工作服,基地大门进门处有个防电柱,目的是防静电,进门就要把浑身上下的静电扫光,然后我们要脱去外衣,换上纯棉的衬衣、衬裤和工作服才能进去,目的就是一个,确保产品的安全。”许震贵指着玻璃柜里展示的老物件,一点一点给参观者解释着。

许震贵所说的“产品”,的的确确是个神秘的大物件,它就是当时正在研制中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。

许震贵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1964年中专毕业,被分配到核工业部221厂。他说,以前一直以为221厂就在北京,特别憧憬,但要求他们报到的地方却是在青海西宁。1964年8月18日,怀揣报国理想的许震贵带着简单的随身行李,没多想就到青海去报到了。

“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,父母舍不得我去,但我想,国家培养了我那么多年,我应该为国家做贡献,所以二话不说就踏上了去往西北的火车。那时是8月份,在上海光着膀子都嫌热,但在青海一下火车就是漫天大雪,真的就是两个天。其实221厂离青海西宁还有100多公里远。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,我们是去造原子弹的。”

许震贵一辈子都在位于青海高原的神秘的221厂二分厂工作。老人介绍,二分厂是221厂最危险的单位之一,主要负责炸药的机械加工。炸药相当于原子弹的“靶机”,是打中子用的,需要提高密度和爆破威力,而炸药原材料为粉末状,就是在这个车间里,研制者们需要将炸药抽成真空,然后根据其他部门的要求,将其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形状。要知道,这不是普通物件,这是制造原子弹用的炸药!“炸药炸药,不响就不是炸药”,在这里工作,环境艰苦还是次要的,真正的风险在于,人员随时可能发生生命危险。

在堪称中国“最危险的地方”工作,奉献是必须的,牺牲也是难免的。许震贵手指着当年221厂员工的全家福说:“我爱人也在221厂工作,这个小伙子叫刘斌,也是上海人,是我爱人的同班同学。那天本来不该他当班,但他说他要去厂子看看,后来爆炸事故发生,他就牺牲在里边了,去世的时候只有24岁,还没结婚。那次事故,我们一共牺牲了5位战友。有很多同志永远地留在了那边,我们这些回来的都是非常幸运的。”

除了危险,这群长年隐蔽在祖国西北高原深处的核工业人,还要承受很多常人难以理解的寂寞和苦楚:许震贵的父母双亲在上海,老人病危的时候家里人发电报催他回去,连续发了三封,他都没能回去;他的两个孩子常年在上海,也是与父母聚少离多,成长的环境里缺少了父母的陪伴;而这群在青海隐姓埋名30年的人,从满头乌丝熬到两鬓斑白,在探亲的时候甚至还被不明就里的街里街坊当成了刚回城的“劳改犯”……

在中核集团的支持下,坐落在上海幽静居民区的这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经开办快20年了。寒来暑往,一拨拨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从远道慕名而来,实地参观了展品,聆听了许震贵这样的老同志们的讲解,又带着满满的收获离去。这么多年,许震贵已记不清接待了多少来访者,讲解了多少次。如今他已经78岁了,要讲到什么时候?“弘扬推广‘两弹一星’精神是我的责任,我要一直坚持下去!”他这样回答。 

老人说,衷心希望青年一代的朋友们,发扬热爱祖国、无私奉献、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大力协同、勇于登峰的“两弹一星”精神,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。

又一拨参观者如约前来。许震贵挺直瘦长的身板,再一次用洪亮的嗓音开始了日复一日的讲解:

“我们是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制、生产、交付工作的亲历者。我们扎根风雪高原30年,头顶蓝天、脚踏草原,吃窝窝头、住地窖,克服了一切困难。30年,我们的整个青春就全部奉献在青海高原了……”